ldquo人文传统经典rdqu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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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言

自年起,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一套古典文化普及丛书——“人文传统经典”。本套丛书萃取古代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精华,选书皆为全本,并加以完备的注释和解析,旨在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阅读版本。经典作品百读不厌,常读常新。年新春之际,我们特别开启“人文传统经典”荐读专栏,希望能够让读者更好地领略 传统文化的魅力,亲近经典,汲取智慧,并从中获益。

屈原的诗与屈原的忧愁(讲座节选)

方铭

今天我们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,一个是屈原的诗,一个是屈原的忧愁,合起来就是屈原的诗和愁。

楚辞为什么叫楚辞?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,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,所以我们讲座的题目是“屈原的诗和他的忧愁”。当然如果用楚辞这个专有名词的话,我们也可以叫“屈原的楚辞和他的忧愁”,但我们这里还是用“诗”来代替楚辞,因为诗这个词比楚辞的历史更早一些,在今天也更易于我们理解楚辞的问题属性。无论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,还是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明诗》篇,都把屈原的作品放在诗里讨论。《楚辞章句·九辩序》说:“至于汉兴,刘向、王褒之徒,咸悲其文,依而作词,故号为楚辞。”这里提到的楚辞是包括了屈原的作品,以及屈原以后的作品,如宋玉写的《九辩》等。当然,这些作品都是模仿屈原作品的。

《楚辞章句》文渊阁四库全书

“楚人”是有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概念,今本《楚辞》中收录的如王褒、刘向等汉代人并非楚人,如王褒是今天四川人,战国后期属于秦;刘向的祖先刘邦等人生活的丰县沛县地区在今天的江苏徐州一带,战国后期属于西楚的疆域,但刘向作为王室成员,生活在西京长安,这个地方战国时期也属于秦。这些汉代人写的作品为什么还叫楚辞?一个是“悲其文”,即对屈原的作品或者对屈原有感情,有崇敬;一个是“依而作词”,就是仿照屈原的作品来作,所以“号为楚辞”。按照《楚辞章句·九辩序》的说法,《楚辞》一指屈原的作品,另外也指模仿屈原作品的一些作品,或者是依托屈原的作品,像东方朔的《七谏》,很典型的就是仿照屈原的口吻来写。无论《九辩》或者《招 》,实际内容都是同情屈原,为屈原悲伤。宋玉在《九辩》里提到的“贫士失职而志不平”的“贫士”,合理的解释就是指屈原,这也可以和屈原自己所说的“理弱而媒拙”,东方朔所说的“又无强辅”联系起来。当然20世纪至今很多研究者认为,《九辩》的贫士不是屈原,《招 》也不是招屈原的 。这种观点大家可以参考。但是我们对待古代的历史记载,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,即“守正创新”,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,我们就不应该轻易的否定它。20世纪的学者立足于创新的角度,经常否定汉代人的说法,在20世纪初以疑古学派最有典型性。随着20世纪后期的“盖房修路运动”,我们出土了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,这些出土文献让20世纪初的疑古臆测都破产了。我们今天研究上古文化,应该对汉代和汉代以前人的思想和观点抱有敬意。

我们提到《楚辞》的时候,经常用宋人 伯思《新校楚辞序》里的话,他说:“屈宋诸骚,皆书楚语,作楚声,纪楚地,名楚物,故可谓之楚辞。”他说《楚辞》里面写的是楚语,作的是楚声,记的是楚地,所以为楚辞。当然这个话大体有道理,但是不是真的有道理,还要具体分析。比如书楚语,楚辞里面全是楚国的语言吗?可能有。楚国是西周的一个封国,楚国人也是从汉水流域迁徙到长江流域的,楚国后来闹分裂,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职官体系,但楚国人说的话或者楚国的文字却未必与中原有什么不同,今天出土的大量战国楚简就能说明这一点。楚国人的文字和语言,中原人也能看得懂,所以“书楚语”是不是一个精确的表述,可能还值得大家思考。“作楚声”,大概指读起来要用楚国方言读。汉初九江被公能读楚辞,九江战国时期也曾是楚地,九江被公是不是用楚声读楚辞,我们已经不能知道了,因为楚声这个声音没有保存下来,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,但读楚辞是个技术活儿,可能不是懂楚国方言就能读的。至于说楚辞里面讲楚国的地、楚国的物,这肯定都是有的。屈原是楚辞最早的作者,屈原是楚人,后代人虽然不是楚人,但是他们模仿屈原的作品,同时里面有楚国地域文化的特点,所以楚辞就是楚地的诗歌,或者楚人所作的诗,这样理解大概是没有问题的。

中国屈原学会 任会长汤炳正先生,生前曾经担任四川师大教授,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。他通过对《楚辞释文》目录的研究,提出来《楚辞》成书的过程。他认为最早的时候,屈原做了《离骚》以后,宋玉写了《九辩》,而且宋玉把这两个编在一起,这是最早的《楚辞》。这是 组。过去人写文章以后也不署名,写了以后用竹简一卷,《离骚》这么长,《九辩》这么长,卷在一起,我估计最少得一个车拉。过去讲学富五车,如果竹片再大一点、厚一点,差不多就是一车了。

汤炳正先生认为,在汉初的时候淮南小山或者淮南王刘安对《楚辞》进行了第二次补充,这时候收集了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招隐士》,这里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都是屈原的作品,《招隐士》是淮南小山的,淮南小山把自己的《招隐士》放在后面,就像宋玉把《九辩》放在后面一样。

汤炳正先生认为《招 》《九怀》《七谏》《九叹》是《楚辞》的第三次补充,编者是刘向。其中《招 》属于宋玉的作品,《九怀》是王褒的作品,《七谏》是东方朔的作品,《九叹》是刘向的作品。刘向又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后面。

今本《楚辞》还有《哀时命》《惜誓》《大招》,汤炳正先生认为这是《楚辞》的第四次补充,这一组既不是一个时代,也不是一个人编辑。到东汉王逸作《楚辞章句》,把自己写的《九思》又放在里面了。

所以汤先生认为《楚辞》有一个逐渐编辑的过程,如果汤先生这个猜测正确,可能在淮南王刘安时期、汉武帝时候看到的《楚辞》,就是《离骚》《九辩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招隐士》,跟我们现在留存的《楚辞》可能有点区别。

元吴镇渔父图(节选)

汤先生这个分类非常有道理,但是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。按照汤先生的分组方式,第三组应该一分为二,《招 》跟《九怀》应该是一组,编辑者是王褒。因为王褒时代比东方朔晚一点,王褒收集了《招 》,又把他自己的《九怀》加进去。后来到刘向的时候,他才把东方朔的《七谏》加进去。东方朔是汉武帝时候的人,而王褒是汉宣帝时候的人,王褒的时代在东方朔之后,刘向没有把王褒作品放在东方朔之前的道理。所以如果认真再分类的话,王褒也曾经编过《楚辞》。

这些年人们讨论《楚辞》的特点,主要是相对于《诗经》而言,一般有这样几个观点:一是说它的内容受巫风的影响。无论是《离骚》,还是《九歌》,包括后面的《远游》,都有写神仙的内容,或者我们今天叫做想象性的东西。中国古代人重视事实和思想,有义理经得住考据的辞章才是有意义的辞章,否则就是文字游戏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崇拜苏联,中国文学的研究话语体系也全部西方化了,所以我们认为想象和虚构是文学的本质性特点,楚辞充满了虚构和想象的痕迹,这些痕迹一般认为是受巫风的影响。

另外一个,《楚辞》的结构里面包含故事情节。从《诗经》开始,中国人的诗歌是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,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抒情,因此,中国古代的诗歌都是抒情诗,但抒情诗不一定没有叙事。《楚辞》是抒情诗,但是抒情和叙事结合在一起。

今天我们受西方分科之学的影响,要把义理、考据、辞章分为哲学、历史、文学,而在文学之中,不同的问题又必须归属在西方有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这三个大类之中。中国古代的诗歌里很难讲哪个是叙事诗,哪个是抒情诗,但是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,我们也一定要把诗歌分为抒情诗或叙事诗。如果有故事情节就是叙事诗,但屈原的诗歌似乎很难说就是叙事诗,也很难说不是叙事诗。

《楚辞》的第三个特点是散文化。它的句子长短不一,但是大体来讲,《楚辞》的语言还是很规律的,特别是《离骚》《九章》差不多,《天问》是一种题材,《九歌》和其它的又不一样。像《招 》《大招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里面后代的特点更接近一点,也有一些散文化。

当然“散文化”这个词也是20世纪受西方文学三分法、四分法影响的观点。西方的文学三分法传入中国后,诗歌、小说、戏剧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,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都是下里巴人的作品,西方文学理论传入后,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。中国古代文人的写作,最重要的是各种文体的文章,这一类文章在西方文学体系中没有办法归类,但如果排除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之外,中国古代文学就没有灵 了,所以聪明的人创造出“散文”的体裁,把西方文学的三分法充实为四分法。因为中国古代诗基本是整齐的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的句子,所以“散文化”是相对于“诗化”的特征。当然,《文心雕龙》赞扬《古诗十九首》“结体散文”,是“五言之冠冕”。显然,我们今天的散文化和刘勰说的“散文”不是一个意思了。可见我们把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之外的体裁归结为“散文”,也不是一个体现中国价值和话语体系的概念。虽然“散文化”的描述不是一个好的表达,但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已经搭建在西方化的理论基础上,如果不用这样的表述,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和其他学者沟通了。

《楚辞》的第四个特点是地域文化特征,这个前面已经涉及到了。第五个特点是《楚辞》里的诗歌有标题,也就是说它的标题是有意义的。《诗经》如《关雎》,“关关雎鸠”,虽然从前面四个字中选了两个字,但它不是内容的概括,这也是战国以前很多著作的特点。无论是《论语》还是《孟子》,标题和中心思想没有多少关系,往往从 句话里选几个字作标题。但是庄子、荀子以后的文章,如《逍遥游》《劝学》,标题都是体现了一篇文章的中心意思的,是有意义的。《墨子》的篇名也都是有意义的,墨子人比较早,但《墨子》这本书成书比较晚,或者墨子在演讲的时候就是有主题的,也或者是墨子后学在编辑先生的演讲稿的时候把题目凝练了一下。

以上内容说的是《楚辞》的简单情况,属于屈原的诗,下面我们着重说一下屈原的忧愁。

屈原为什么愁?屈原的愁与屈原的经历和事迹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当然,所有的忧愁肯定都是与人的经历相关。

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屈平

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说屈原“博闻强识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对诸侯”,这里的“娴于辞令”,应指娴于外交辞令。春秋的时候外交场合需要讲文明,要能宴会赋诗,一般认为战国时代再没有宴会赋诗的文明场景了,但战国距离春秋不远,虽然西周德治文明的框架不复存在,但外交官也不能太过堕落,各个诸侯国也不方便以泼妇骂街的姿态和其他国家交往,所以有文采的外交家仍然是需要的。屈原作为楚怀王时期最有学问的人,的确担任着应对诸侯的重要使命。屈原曾经担任过的“左徒”一职,可能就是外交官。后来春申君 歇担任左徒,是陪楚太子常驻咸阳的。“娴于辞令”不一定说他能言善辩,而是指屈原在外交场合言语得体。屈原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对诸侯”,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士大夫都承担有内 外交责任,内 需要“明于治乱”,外交需要“娴于辞令”,屈原这两个方面都擅长。所以“王甚任之”,楚怀王很信任他。

我推测屈原担任左徒的时候大概十八九岁,属于年轻人,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时候屈原年龄很大。中央集权时代除非世袭的继承人,其他人当官都需要累计资历,所以官当大了一般年龄就老迈了。战国时期楚国最早设立郡县,屈原虽然是旁支,也显然还是世袭贵族。秦国的甘罗当丞相时只有12岁,《左传》里面记载陈灵公和夏姬有故事,夏姬年轻貌美,他的儿子夏徵舒是陈国 的 事长官,相当于现在的武装部队总司令,官显然比屈原大,但年龄可能比屈原更小。

屈原曾经受到楚怀王的信任,楚怀王让屈原“造宪令”,工作性质比较类似于今天领导的秘书班子给领导起草重要文件。20世纪七十年代说法家好,有人说屈原造宪令就是变法,是法家。20世纪八十年代说要改革,有人说屈原造宪令就是设计改革方案,这些说法似乎都缺乏事实的支撑,属于过度阐释,甚至是臆测。用网络流行语说“你们想多了”。

在屈原的人生经历中,上官大夫靳尚、楚怀王的儿子公子兰都是屈原身边的小人。上官大夫靳尚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,我们很难搞清楚,但屈原的悲剧与上官大夫和靳尚都相关。上官大夫和屈原是同僚,好奇屈原造的宪令,想找屈原看一下,屈原不给看,当然今天说可能涉及机密,但当时可能不是那样。我估计一是屈原没造完,或者屈原不喜欢上官,不想让他看,上官大夫去抢, 没抢到。后来研究者把这件事情叫“夺稿”,说上官大夫准备抢来以后送给楚怀王,想抢屈原的功劳,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想多了,是把复杂的问题想简单了,又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。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上官大夫觉得他跟屈原地位差不多,关系还可以,所以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。屈原不给看, 上官大夫就到楚怀王面前说了屈原的坏话。

上官大夫怎么说屈原的坏话?楚怀王让屈原造宪令,天下人都知道,但是屈原认为宪令只有他自己能造,所以每个制度出来以后屈原都说一句话:“非我莫能为也。”除了我,别人不能造。这句话说给楚怀王以后,楚怀王不高兴了。为什么这句话楚怀王不高兴?楚怀王认为我让你屈原造宪令是给你极大的信任,是抬举你,结果你认为只有你能造,觉得你自己太了不起。我们如果和屈原作品结合起来看的话,上官大夫告的话,有可能屈原真的说过。屈原在《渔父》里面讲:“众人皆醉我独醒,举世皆浊我独清。”天下人喝酒都醉了,只有我是清醒的,喝不醉。当然屈原这样说的时候,他是按照孔子的说法,孔子说:“唯酒无量,不及乱。”又说:“不为酒困,何有于我哉。”按照周礼的说法,“酒以成礼”,酒是礼制文化的重要载体,是沟通人和神、人和 、人和天、人和地都需要的媒介,所以,酒必须喝,但不能沉湎于酒,也不能喝醉酒。《诗经·宾之初筵》记载宾客们起初喝酒喝得很好,酒喝多以后开始胡言乱语,这可能也是“礼崩乐坏”的一个现象。所以你要喝酒,但是还不能喝醉。屈原说自己“独醒”,强调他最有节制,最有德行。屈原在作品里面还说“思君其莫我忠兮”,楚国最忠于君主的就是我。所以屈原说最有才能的是我,这种可能性也有,因为屈原年轻,也是对自己的才能有自信心。

因为这件事情,楚怀王疏远了屈原。原来重用屈原,让屈原去做重要的事情,后来不让做了,因此屈原心情郁闷,司马迁说屈原认为“谗谄之蔽明也,邪曲之害公也,方正之不容也,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《离骚》者,犹离忧也”。屈原因为一心想为楚国好,想为楚国的制度建设、为楚国的未来做一点贡献,但是楚怀王自己信了谗言疏远他,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屈原认为楚国的现实是小人得志,正道直行的人没有机会,忧愁不已,所以作了《离骚》。显然,屈原的忧是忧虑楚国小人得志,正直的人没有生存空间。没有屈原的忧愁,也就不会有《离骚》,所以,屈原没有忧愁,就不会有诗。

(本文根据年3月1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“朝内文学讲座——屈原的诗与屈原的忧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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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传统经典

丛书简介

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,在历史的长河中,先贤们的智慧凝结为一部部典籍。这些典籍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,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。

“人文传统经典”是一套力求涵盖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并体现文、史、哲等贯通与融合的古典文化普及丛书,所选图书均是各领域代表性的经典之作。本丛书旨在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阅读版本。丛书计划出版70余种图书,分批编辑,去年已推出7种,今年拟推出10种。

各经典图书整理工作皆由业内专家学者承担。整理工作严格遵守学术规范,依据的版本可靠,整理内容包括标点、解题、注释、白话翻译、讲评等,体例全面,普通读者基本可以无障碍地阅读理解。丛书由文史专业编辑把关,质量可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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